1977年，大寨展览馆内，陈永贵抱着年幼的孙女陈春梅，向叶剑英介绍这个孩子。老人笑着说：“这是我的孙女，长得像我，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。”叶剑英看了看孩子，留下了一句“后继有人”。 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陈春梅记忆中的重要片段。它不只是祖孙合影，也把两个不同的人生交叠在了一起：一位从山村走进国家政治生活的农民干部，一个后来成为法官、法学博士和作家的女孩。 陈春梅写爷爷，并没有只写那些广为人知的称号。2008年出版的《我的爷爷陈永贵》，更多是从家庭细节、生活习惯和亲身回忆入手，让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人物，重新回到普通人的日常之中。 陈永贵小名“金小”，祖籍山西昔阳县石山村。幼年时，家乡遭逢旱灾，家境极其困顿。1920年，年仅6岁的陈永贵被父亲带到30里外的大寨谋生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穷苦孩子后来会成为大寨经验的代表人物。 大寨并非天然富足。土地贫瘠，沟壑纵横，村民只能依靠双手修梯田、改土壤、蓄水源。陈永贵长期参加劳动，熟悉农事，也清楚村民最关心什么。后来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，他的做法并不脱离生产，而是把干部和群众重新拧成一股绳。 1963年，大寨遭遇严重洪灾，房屋、土地和水利设施都受到破坏。山西省委、晋中地委曾考虑给予救济，陈永贵却提出“三不要、三不少”：不要国家救济粮、救济款和救济物资，同时保证社员口粮、收入以及国家统购粮不少。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。灾后，大寨人抢修梯田，重建房屋，抢种庄稼，生产秩序一点点恢复。那一年，大寨粮食总产量达到20多万斤，超过上一年。数字背后，是当时集体组织能力和群众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体现。 有意思的是，陈永贵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出身，就在正式场合畏缩。到北京介绍大寨经验时，他没有复杂的讲稿，却能把生产、管理和群众工作讲得清楚。有人记录了大量内容，也正是在这些公开活动中，他的名字逐渐进入中央领导人的视野。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大寨和陈永贵。1975年1月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国务院副总理，陈永贵名列其中，成为从农村基层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典型人物。 进入国务院后，他仍然保留着农民习惯。大寨的家没有完全舍弃，平时穿着也很朴素，生活方式与城市干部有明显不同。关于他不要国家工资、依靠大寨工分生活的细节，陈春梅在书中有较多记述，这些琐事反而让人物显得具体，而不是停留在口号里。 陈春梅对爷爷的感情，也藏在许多细小场景中。小时候她赖床，陈永贵会挠她的胳肢窝，喊她“小黑妮，快起床”。去故宫时，她在爷爷怀里不停乱动，他便哄她说警察来了，让她藏到双腿下面。孩子信以为真，老人也认真配合。 在家里，陈永贵对这个孙女很是护着。陈春梅曾和年长孩子闹矛盾，陈永贵脱下黑布鞋追了过去，连秘书和警卫都被惊动。他只说：“这是家务事，不用你们管。”这种带着山西口音的袒护，成为孙女多年难忘的安全感。 1986年，陈永贵病逝。临别前，他曾对陈春梅说：“咱们陈家还没出过一个大学生，你要好好念书。”当时的陈春梅并不知道这可能是祖孙最后一次见面，只记得爷爷的双腿已经十分消瘦。那句嘱托，后来成了她继续求学的重要动力。 她没有把对爷爷的敬爱停留在怀念上。陈春梅考入大学，取得法学博士学位，先后在司法系统多个岗位工作，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督查办主任等职务，也曾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挂职任副院长。她既有法律职业经历，又有长期写作训练。 写作并不是简单记录家史。陈春梅查阅资料，访问亲属，整理爷爷留下的生活片段，把大寨、陈永贵与家庭记忆放在同一幅图景中。她写爷爷戴眼镜看书看报，也写爷爷教育孙女：“把自己看小些，世界就大些；把自己看大了，世界就变小了。” 这句话，或许正是陈永贵留给孙女最特别的影响。陈春梅后来走上法官岗位，又以文字保存家族记忆，身上既有法律人的严谨，也有写作者的细腻。叶剑英当年说的“后继有人”，并不只是身份上的延续，更体现在一个孩子如何带着上一代人的嘱托，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 特别